在討論律政司決定不檢控王見秋的案件前，我必須闡明檢控決定所依循的既定原則和政策。

     檢控機關的角色，是決定應否對被指稱干犯某罪行的人提出檢控。只有在檢控機關提出檢控時，法院（或陪審團）才會裁定這個人是否有罪。

    《基本法》已確立這些憲法職責，第63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涉。」

憑專業知識作判斷

     律政司就提出檢控與否所作的決定，的確有司法決定的成分，涉及檢控人員憑其法律專業知識而作的專業判斷。

     我們絕不可輕率地提出檢控，因為一旦提出檢控，涉案人士便會受到嚴重的影響。

     我們的責任重大。如果本司為免受到批評，便把一些理據薄弱或不足的案件交由法庭處理，讓法庭其後裁定被控人無罪，這樣的態度是極不能接受的。

     在香港，調查可能已發生的罪行與作出檢控決定的職能，分別由不同機關負責。

     分工的目的，在於確保檢控人員能夠以獨立和客觀的角度，分析執法機關擬備的案情，評估執法機關蒐集所得的證據，決定應否提出檢控。

未判罪前視為無罪

     律政司應該怎樣作出檢控決定，有關指引已載於本司出版的《檢控政策及常規》中。該本手冊臚列的原則，與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所採取的近似。

     根據香港法律，任何人被控以刑事罪行，在未經判罪前，均應視為無罪。《基本法》第87條明確保障這項權利。

     根據有關原則，控方必須在毫無合理疑點下，證實被控人有罪。若有法官或陪審團在考慮所有證據後，認為案件有合理疑點，便應判被控人無罪釋放。

     本港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原則之一，是只有在證據充分的情況下，才可向受疑人提出檢控。我們不能單單因為某人可能犯了罪，便向他提出檢控。

     懷疑某人犯罪（即使有很大的懷疑），並不符合所需的舉證標準。我們提出檢控的基本條件，是起碼有合理機會達致定罪。

     有合理機會達致定罪，並不表示控方要絕對肯定被控人會被定罪。檢控人員是按他所掌握的證據來作出決定的。

     在評估證據時，須考慮到證據是否獲法庭接納、證人證供的可信程度、證據是否互相矛盾、法官或陪審團對證人的印象、辯方對某項罪名會如何辯護等因素。

披露決定受到限制

    《檢控政策及常規》第25.1段訂明：「律政司作出決定的過程，會力求開誠布公，以符合妥善執行司法工作的準則。」

     不過，所有普通法地區都認同，為了妥善執行司法工作，對於以什麼程度披露檢控決定的原因才算恰當，必須加以限制。

     香港的既定政策是，對檢控決定背後的詳細原因不予披露，但會公開有關的準則，例如是否有充分證據提出檢控，以及如證據充分，提出檢控是否符合公眾利益。

     政策存在的目的，是保障刑事司法制度公正無私，以及保護被捲入這個制度的人的合法權益，並且確保刑事審訊中的被告人能夠享有基本的保障，因為在並非司法研訊的過程中，是沒有證據規則、沒有無罪推定、沒有進行盤問的權利，也沒有在無合理疑點下證案的要求可言的。

     決定1個人是否有罪的唯一適當地方是法庭，因為按照刑事司法程序的規則，受疑人在法庭有獲得公平審訊的權利。

特殊情況須予說明

     我們通常不會詳細說明作出個別檢控決定的理據，但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偏離這項政策是恰當的做法。

     正如刑事檢控專員在上星期發表的聲明中所述，王見秋案屬於這類特殊情況，因為針對王見秋而作出的投訴的性質，以及王見秋否認行為不當並作出解釋這點，已廣為人知。

     在這情況下，刑事檢控專員就決定不提出檢控的理據所透露的資料，較平常為多。

     我想強調，就是我剛才提及的一貫政策維持不變。由於這宗案件情況特殊，我們才詳細說明檢控決定的理據，因此本案不應視作日後其他案件的先例。即使在本案的特殊情況下，我們可以適當地作出解釋，也是有限度的。

無意展列所有證據

     即使在本案中，我也打算堅守這些原則。我不會向公眾展列調查所得的所有證據。

     換言之，我會按照常規，把麥禮諾和御用大律師韋爾森就本案提供的法律意見保密。

     披露曾接受調查人士的資料是不適當的。正如前律政司唐明治1987年在當時的立法局所說，若決定不對某人提出檢控，披露某人涉嫌犯罪的資料，並不公平。

     雖然在本案中披露的詳情是有限度的，但我相信各位委員定會明白，我們是根據所得的全部證據，經過縝密、獨立和專業的考慮後，才作出有關的決定。

     這個決定並非單由本司人員（麥禮諾和刑事檢控專員）作出，私人執業的著名刑法專家韋爾森亦有提供法律意見。

無畏無懼不偏不倚

     我重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個重要原則。不論被控人的身份地位，我們決定是否提出檢控時，都採用同一原則。

     我們固然不會優待公眾人物，但同樣不會苛待他們。我們對所有人採用同一尺度。王見秋受到的對待，與任何面臨同樣處境的市民會受到的對待，沒有絲毫差異。

     我們這樣做，其實比較《基本法》第63條要求我們履行的職責，做得更多。我們作出這些重大決定時，不是要達到「廣受歡迎」的目的；假使他日我們根據「受歡迎與否」來作出檢控決定，香港的法治便會變得十分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