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媒工作坊的目的，是令香港新聞界的朋友可以更深入了解談判的內容，更準確報道這些課題的進展，讓香港的市民可以更了解我們的工作，更進一步明白貿易自由化的好處。

     7月中在大連舉行的非正式部長會議，由商務部長薄熙來和我共同主持，共有30多個國家的部長出席。

     大連會議雖然沒有像巴黎的會議般取得明顯的突破，但這次會議的成果是不可忽視的。與會的部長都展示出莫大的誠意和決心，要求有關的同事，在農產品關稅減讓公式和工業製品關稅減讓公式的各個極端建議之間取得平衡，亦即是所謂「中間落墨」，尋找共識方案。

     這個過程並不容易，而且必須依靠如美國及歐盟等主要已發展的成員，和一些近年冒起的發展中成員帶頭展示彈性，才可推動其他成員一起作出讓步。可喜的現象是，提議中間建議方案的成員，都是可以左右整個談判的主要發展中成員。這個現象確是令人鼓舞的。

     雖然在部分議題上，成員的分歧已開始收窄，但大家都知道世貿成員最終是未能夠在7月底在日內瓦召開的全體理事會為12月香港會議的宣言定出約稿。我對這個發展當然感到有點失望，但是我並不氣餒，因為成員都承諾在放完暑假之後的未來數月加緊工作。

     而即將在9月上任的世貿新任總幹事拉米，也將以其馬拉松健將的堅毅不屈精神，大力推動。我跟他日前在日內瓦見面時，他更承諾將全力鞭策談判者盡量求同存異，務求在11月中之前，提交盡量少方括號的香港會議宣言草稿。

     這些在日內瓦所謂方括號的物體，就是些還未達到共識的內容。

走訪多國  了解關注

     我下個海外工作是在9月初到巴基斯坦參與由印度、巴西和中國帶頭的20個主要發展中國家，即G20的非正式部長會議；並在10月訪問多個國家，包括歐洲、亞洲、非洲和中南美洲的國家，主要目的是和該些國家的部長面對面詳談，了解他們的具體關注和個別問題，促使大家找出可行的解決辦法。

     我希望這個「敲門行動」，有助我在12月作為香港會議主席的工作。

     我們在未來數月將加強與本地和外地傳媒，以及非政府組織之間的對話和聯絡，希望各界對香港的立場和自由貿易的好處，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們現正籌劃在秋季舉行1次大規模非政府組織的「圓桌會議」。如果時間安排配合得來的話，我希望可以邀請拉米總幹事來到香港與我一起出席這個會議，與本地和從海外來港的非政府組織代表面對面直接對話。

     我們盡量為非政府組織他們和平表達的意見提供便利，而且我相信，部分非政府組織對世貿談判和自由貿易很多的不滿都是源於了解偏面，而並非由於他們從基本原則否定自由貿易這個概念。

     舉個例子，近日有論者說南韓農民表現激烈，是由於擔心世貿談判將會引致更多的農產品進口到韓國，從而使南韓的農產品產量和農民的收入下降。因此，南韓農民要求把漁業和農業剔除在世貿談判之外。

     其實，只要大家仔細想想，便會理解，這樣的評論絕對不合理。

談判要旨  消除不公

     我們固然是要盡量保障世界各地貧窮人口，包括一些農民的生活，但世貿農業談判的要旨，正正是要消除發達國家的出口補貼和其他構成不公平貿易的國內補貼。

     單是歐盟，其對農業的補貼在2002年便達到420億歐羅，亦即是超過4,000億港元。這個龐大的數目相等於整個香港特區政府兩年的經常性開支。假如我們將農業貿易剔除出世貿範圍以外，就沒有其他類似的組織或渠道，可以有能力要求發達國家一致同意取消補貼；後果就是不公平貿易只會加劇，而不會得到改善。

     我們不要忘記，現在有很多細小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那些所謂最不發展國家，是依賴出口1、兩隻農產品養活整個國家的。

     我們不應該讓有些成員因為害怕面對外國農產品的競爭而拒絕開放本土市場，誤以為保護主義可以保障農民的生計，但是長遠來說，只有減少不公平貿易才能令各方面，包括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最不發展國家的貧窮農民，以及廣大消費者得益。

     另一個說法，是世貿服務業談判促成各國政府外判公營服務，或把公營服務私營化，令社會福利人員，清潔人員，或郵務人員等等都失業。

     我想很清楚地指出，世貿條款中絕對沒有一條是要求政府外判公營服務。世貿談判的目標，是締造更多商機，促進和便利投資，讓專業人士和技術人員可以更容易到世界各地發展，提供服務。這些措施都是有助製造職位，和可以為消費者提供更多選擇。

開拓市場  創造商機

     其實，香港有不少專業人士和中小企業都向我們反映，希望政府為他們積極開拓更多新的市場，造就更多新的商機，而我們積極參與世貿談判也是對這些要求作出務實的回應。

     也有些言論指世貿《政府採購協定》規定政府的大型投標項目須要作全球公開招標，是影響本地工人的就業。

     我們是十分關心香港工人就業的問題，但是其實，《政府採購協定》是能夠保障香港的產品和服務供應商，在其他締約成員，包括香港廠家和服務供應商的主要市場例如美國、歐盟和日本的政府採購市場，得到公平待遇，確保香港供應商可以與其他供應商公平競爭。

     正如我剛才所說，拓展海外市場可以為本地企業造就更多商機，有助於促進投資，創造更多就業機會，為香港整體經濟帶來裨益。

     若果我們規定政府的投標項目必須由本地企業投得，基於成本的考慮，這些企業仍很可能採用內地或其他低成本地區的貨源，因而對本地就業未必有明顯的幫助。

保護主義  影響負面

     如果我們規定競投政府合約的供應商必須採用「香港製造」的貨物或物料，則由於香港在生產政府所需的物品上，未必有比較優勢，故成本可能較為高昂。因此，這樣的規定便可能令政府的採購成本上升，加重納稅人的負擔。

     事實上，絕大部分香港人用的產品都不是在本地製造，而是源於香港以外的地方。所以，這樣的規定對本地就業是沒有明顯幫助的。

     至於服務行業，無論是本地或者是外地的供應商，一般來說，都是會採用本地的工人來提供本地的服務。況且，在政策的層面，這些含有莫大保護主意的規定是偏離香港一直奉行的自由貿易及鼓勵競爭的政策，令投資者卻步，反而會為本地就業市場帶來不良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