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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
11月份我可以說是驛馬星動，網誌發表之際正是我這個月第四度外訪啟程之日，雖然風塵僕僕，但在過去兩星期先後到澳洲及馬來西亞的訪問，的確與當地金融服務業界有很好的交流，特別大家在探討「一帶一路」帶來的機遇或商機時，着實有不少有見地的分享。
談到「一帶一路」，就不得不提基建投資。先說澳洲，當地近年積極拓展基建，在墨爾本和悉尼都見到政府與業界合作發展的項目。大家或許不知道，我們的港鐵公司在這兩個城市其實都有參與鐵路管理或建造的項目，而當地的「未來基金」，亦有在國內外投資基建，作為這個為應對澳洲人口老化所帶來財政壓力而設立的基金的長遠投資。
所以，在我與多個金融或銀行業界代表會面時，大家不期然會聚焦討論如何鼓勵亞洲地區多參與基建投資，以及當中會碰到的問題。我特別想分享與全球基礎設施中心(Global Infrastructure Hub)的討論，這是個由20國集團(G20)成立、並成為第一批與金管局基建融資促進辦公室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的機構之一，以推動基建投資為目標。中心既設立訊息交流和分享的平台，亦着力提升基建融資方面的知識和能力，並會致力尋找相關的投資項目。
我和中心的首席執行官Chris Heathcote都認為，很多投資者以往對基建投資卻步，主要因為這類項目通常需時建造，涉及金額巨大；而項目回報時間相對較長，當中的不確定因素亦令投資的風險較高。此外，來自外地的投資者如果對基建項目所在地的政經狀況或項目詳情掌握不足，一般都不會動輒投入巨額投資基建項目。但隨着現時全球處於低息的環境，傳統債券回報不高，投資者，特別是長線投資者如退休基金或保險業等，都渴求高回報的資產，故此他們對基建投資的興趣亦日隆。一般商業銀行當然對基建投資會有興趣，不過它們通常不會接受涉及長時期風險的投資項目。
發展下去，我們都相信基建投資可望成為新的資產類別，給予投資者多一樣投資選擇之餘，亦會有利亞洲債券市場的發展。令基建投資成為一類資產，香港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為我們擁有大量金融及法律方面的專才，具備發展成熟的資本市場，是海外公司進軍內地，內地企業「走出去」的跳板。當「一帶一路」願景落實起來，亞洲區內的基建需求自不然會上升，而面對亞投行等多邊銀行只可滿足部分融資需求，香港的金融服務業界就可發揮作用，包括把基建融資按風險和年期分層次設計，協助不同投資者按自身需求，參與投資年期或風險不一的項目，所以在基建投資融資方面我們絶對相信是機會處處。
至上星期我出訪馬來西亞，出席在馬六甲舉行的世界華人經濟論壇，探究中國、東盟和歐洲的夥伴關係。馬六甲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支點，明朝航海家鄭和七下西洋，打通並拓展了中國與亞非數十個國家和地區的海上交通和貿易，亦多次以馬六甲為大本營。馬來西亞是中國在東盟的最大貿易夥伴，會是中國打造的廿一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據點。
我在論壇發言時亦提及基建投資，指出基建發展會增加亞洲融合。但當主張反自由貿易的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及歐洲的保護主義抬頭，自由貿易主義面對越來越多的挑戰，令人擔心全球會否從此抽離一體化或摒棄自由貿易。
面對這樣的趨勢，亞洲地區國家該如何自處？我認為現時亞洲作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要擁抱、發展和鞏固區內的自由貿易，從而帶動整體投資、貿易和民心相通。當然我們不能忽視保護主義抬頭帶來的啟示，很多支持者認為全球一體化造成地方財富不均，指摘自由貿易讓外地工人搶了本地工人的飯碗，新興行業或經濟發展的成果，他們一丁點也未能分享。我覺得值得思考的是，問題是否出自貿易或科技的發展？誠然科技發展改變了生產方法、銷售手法，但自由貿易是否就是始作俑者？我們又是否有能力可以阻止這些轉變？
所以作為政府，絕對有責任多作解釋，防止不滿情緒擴散，以為自由貿易就是問題的根源，最終窒礙經濟發展。但同時，政府需要解決財富不均、機會不等的情況，亦有責任去幫助被邊緣化的人，要這樣做，政府難免要有限地介入市場運作。全球化、人才資金自由流動可以增加投資和貿易機會，但亦被詬病為一些全球化的城市帶來問題。好像香港、倫敦、紐約或悉尼，很多市民都面對樓價飆升的問題，所以即使我們信奉自由經濟，但當樓價與本地市民的負擔能力完全脫節，政府都應為照顧這些人士的利益而推出若干措施，重點或難題是如何拿揑準確、取得平衡，以最恰當的方法去應對警號。
(以上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11月27日在網誌發表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