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領匯風波中，我所聽到的最欠公允的評論，是「政府干預司法獨立」。

     將房委會名下部分商業資產以房地產信託基金形式上市，是房屋委員會的舉措。房屋委員會並非政府部門，而是根據法例成立的法定組織，成立的目的是讓公眾參與公營房屋事務，房委會職能是按照法例提供公營房屋。

     政府官員在房委會現任29名委員中，只佔4名，包括擔任主席的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其餘均屬非官方委員。

獨立行使決策權力

     一直以來，房委會均獨立行使決策權，政府的角色，是制訂整體房屋政策大綱，為房委會決策刻劃大方向，以及經由房屋署向房委會提供行政支援，並承擔屋�管理等日常執行工作。

     自始至終，領匯上市計劃由房委會轄下的產業分拆出售督導小組負責其事，小組10名成員中，只有1名政府代表。房委會自行委聘私人律師行，辦理與上市有關的法律工作及徵詢執業大律師的法律意見。

     在兩名公屋住戶所提起的訴訟中，房委會是與訟當事人，委聘律師及資深大律師出庭，均屬房委會本身的決定，政府自事件伊始均尊重房委會的獨立自主權，並無以任何形式參與這場官司。代表房委會的律師所提出的論點及採取的步驟，不能視為代表政府行事。

討論僅限應變部署

     領匯上市涉及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聲譽，也觸動廣大公屋居民及認購領匯的投資者的利益。倘若房委會集資失敗，更可能出現是否有需要由納稅人注資的問題。

     特區政府作為負責任的政府，不可能採取事不關己的態度。但在關鍵時刻，政府高層的討論，也僅限於政府在種種應變部署中扮演某個角色的空間，房委會始終穩佔主導地位。

     在事件中，房委會的代表律師曾要求上訴法院行使法定權力，縮短上訴限期及盡快進行聆訊，有論者認為法院被房委會施以壓力。

法院權衡各方利益

     這種看法值得商榷。訴訟人當然有權要求法院行使法定權力，法院如果在權衡各方面利益後認為作緊急處理是適當的，當然可依法行使權力。

     在1987年，英國政府為禁制被指泄露英國情報機關機密的《捕諜者》（Spycatcher）1書的內容被發表，與《�報》等數份報章打了一場官司（AG v Guardian Newspapers Ltd and others [1987]1 WLR 1248）。

     訴訟於1987年7月20日在高等法院開審，22日上午審結。同日下午上訴法院聆訊上訴，並於24日完成。案件在27日已提交至上議院審理，上議院於29日完成聆訊，旋即於7月30日作出判決。

不應負面看待要求

     在另一宗1976年的案件（Secretary of State for Education and Science v Tameside MBC [1977] AC 1014）中，英國教育及科學大臣為1項需於新學年推行的教育政策，向1個地方議會興訟。

     上議院在上訴法院於7月26日作出判決後第3天，即批予上訴許可，並於其後兩天（7月30日及31日）進行聆訊，事隔1天便作出終局裁決。

     從上述案例可見，訴訟人要求法院加快訴訟程序而法院應要求行事，並非大不韙，前提是法院有否法定權力及與訟各方的利益是否獲保障，公眾不應該從負面角度看待房委會代表律師的要求。

行動判決於法有據

     為避免取消上市的衝擊，房委會因應「非典型」局面，提出「非典型」的申請，而終審法院最終裁定《終審法院條例》及其他法律沒有賦予該法院縮短上訴限期的權力，故駁回房委會的要求。

     在整個過程中，房委會的行動及各級法院的判決，均於法有據，彰顯了香港法治根基穩固，不存在政府干預司法或司法獨立受壓的問題，我們應繼續對香港法治抱有信心。

    《終審法院條例》應否予以修訂，賦予終審法院更大彈性處理上訴限期，讓涉及緊急事態的案件獲迅速審理，是有待社會日後探討的問題。我們樂意聽取意見，但縮短限期的決定權必會由法院掌控，這是毋庸置疑的。

認清本質消除疑慮

     香港社會已因為領匯事件蒙受損失，除了採取積極措施令事件最終得以圓滿解決外，我們也應該認清事件的本質，消除不必要的疑慮。

     香港公眾的誤解，會轉化成外國投資者的誤解，這是我們絕對不需要的。法治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石，我們必須維護，同時也應該有健全的機制，確保無人能夠不當地拖延應獲迅速處理的訴訟，這相信也是公眾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