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建議，要求資助學校成立包括有家長和教師代表在內的法團校董會，希望通過相關人士的參與，結合集體智慧，促進校本管理，提升教育質素。

     條例草案自2002年12月引入立法會，草案審議委員會先後召開30次會議，並舉行4次公聽會，關注條例的辦學團體、家長、社會人士已就問題反覆辯論。草案審議委員會於本年3月下旬，完成所有原則問題的討論，並己達成共識，進入條例逐項審議階段。

     很可惜，當議會的工作進入最後階段時，儘管辦學團體關注的問題和要求亦已反�在多項修訂上，兩大辦學團體再度提出激烈的反對，令草案陷入新一輪的爭議中。

     為令公眾人士多一點理解條例草案的內容，我嘗試以問答的形式闡釋各辦學團體所提出的爭論點：

（1） 校本管理是「權力下放」還是「中央集權」？

     理想的教育要做到「因材施教」，不放棄任何一個學生。因此，每間學校都必須按學生的背景、能力和學習需要而制訂教學目標，以及訂定策略和資源分配的優先次序。

     有見及此，政府近年陸續放寬資助則例的規限，讓學校在人事管理和資源運用方面有更大的自主權和靈活性。

     隨�權力下放，政府有責任建立機制，要求受公帑資助的學校增加決策透明度，並直接向服務對象（家長）和公眾問責，因此建議資助學校成立法團校董會，成員包括辦學團體、校長、家長、教師和校友的代表及社會人士，以達到互相制衡的效果，令政府不必插手學校的管理。

     由此可見，「中央集權」之說，實在毫無根據。

（2） 校本管理是否架空辦學團體？

     辦學團體是香港教育制度的特色，亦是政府的合作夥伴。過往如是，將來亦然。

     政府在分配校舍或建校用地時，是和辦學團體簽訂合約的，而辦學團體也要履行合約條款，包括按申請書內的辦學理念和具體建議，提供優質教育。這些理念和建議必須由校董會執行。

     條例草案規定，辦學團體有權制訂校董會的章程，而校董會亦必須按辦學團體訂下的辦學宗旨行事；辦學團體可以委任60％的校董會成員和委任校監同時出任校董會主席，以確保辦學團體的辦學理念得以貫徹執行。

     條例草案規定家長和教師代表可以各佔兩席，但只有一票。經委員會修訂的條例草案進一步加強對辦學團體的保障，讓辦學團體可委任替代校董，以確保每一次會議都有足夠人數，保障辦學團體的基本利益。

     事實上，家長和學校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是為學生好。家長參與校董會有助加強溝通，令家長更清楚了解學校的教學策略和價值觀，強化家校合作。

（3） 為什麼要把校董會法團化？

     法團校董會作為獨立的法人團體，將會承擔與學校有關的法律責任，免除校監和校董成員承擔個人的法律責任，令義務工作的校董可以更安心。

     條例草案列明，除非個別校董沒有真誠行事，否則毋須為校董會所作出（或沒有作出）的事情而招致的民事法律責任作出承擔。

     相比現行的《教育條例》，條例草案為校董提供更大的法律責任保障，有助吸納家長和社會人士參與學校的管理工作。

（4） 政府保留的權力是否過大？

     條例草案並沒有賦予常任秘書長額外的權力。根據現行的《教育條例》，常任秘書長有權在學校出現問題時委任校董，目的是協助學校改善管理。當學校重回正軌時，常任秘書長委任的校董便會離開。

     事實上，政府有責任確保資助學校運作良好，以保障學生的利益，委任校董只是其中一種方法。過往的記錄顯示，政府並不會輕易運用這項權力。

     由1997年至今，政府曾委派校董進入6間學校，原因不一，包括涉及懷疑虐待學生、財政紊亂，和其他非法行為等。政府必須保留介入校董會的權利，以防萬一。

（5） 政府罔顧辦學團體反對而強行立法？

     香港自1991年起推行校本管理，初期鼓勵學校制訂周年計劃和年終報告。1997年《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七號報告書》建議到2000年，每所學校應推行校本管理，讓家長、教師和校友參與學校管理和決策工作。

     可惜直至2003年，仍只有16％的學校有家長和教師參與校董會。自2000年推行教育改革以來，政府逐步下放權力。

     展望未來，這趨勢仍會持續，因此，有必要立法規定所有學校都成立獨立的校董會，並加入該校的家長、教師和校友代表。

     條例草案規定1個5年的過渡期，到2010年才全面實施。由1991 - 2010年，前後共20年，相對於香港的發展速度，校本管理實在只能算是緩步推進。

     我們必須�調，對於辦學團體的顧慮和關注，已多番作出讓步，已到了退無可退的地步，但基於理念上的根本分歧，故只有交由立法會代表公眾裁決，到底辦學團體要全權控制全由公帑資助的學校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