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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
自從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新一份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推動內地與港澳深化合作，並要研究制訂「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後，坊間的討論越見熾熱，我在剛出版的《紫荊》雜誌，亦分享了我認為金融合作毫無疑問會是當中關鍵的一環。
「粵港澳大灣區」包括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以及廣東省的九個城市，是目前國家經濟活力最強的區域之一。2015年，大灣區的國民生產總值約1.3萬億美元，經濟增速高於全國平均增速；同時，灣區內的內地城市2015年的利用外資額約為256億美元，佔全國利用外資總額的五分之一，是國家對外貿易的重要門戶。這大概可以說明大灣區對國家經濟發展，既重要亦具戰略意義。
談到灣區經濟，大家或許記得或聽過，科技大學首任校長吳家瑋20多年前已經提出「港深灣區」這個概念，想當年我亦在科大任教，理解到概念以三藩市灣區作比擬，是以香港、深圳、南沙、珠海共同組成的一個大都會。或許有人會問，那些年不是已經有很多香港的企業將生產線北移，以香港資金、內地勞動人口這種「前店後廠」的方式合作經營？當時吳校長認為這種模式已經過時，港深應該加強優勢互補，因為香港有多所大學從事科研，有精英人才和國際資金，但缺少高科技的文化；深圳的創新科技開始迅速發展，卻缺少國際網絡和世界級大學，所以兩者互補正正可以帶動整個區域的發展，足以與三藩市灣區相媲美。科大因此亦在南沙設立運作和發展基地，率先實踐「港深灣區」這個概念。
三藩市灣區覆蓋三藩市、聖荷西、奧克蘭等城市，以及集中國際知名科技公司的矽谷，是一個具高創新能力的區域。區內有知名的史丹福大學，擁有領先的科研傳統；同時亦因集結了頂尖的初創及科技公司、創投基金，加上穩健的製造業基礎，使灣區逐漸發展出科技產業，為經濟注入嶄新的動力。
「粵港澳大灣區」的生態系統亦相類似。以香港而言，我們擁有一流的世界知名大學，匯聚人才和專才。作為重要的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香港能提供各項配套，助灣區內企業「走出去」，接觸國際市場；澳門是國際旅遊休閒中心，亦是國家與葡語系地區商貿合作的主要平台；深圳在科研及產業創新方面發展速度驕人，是5,500多間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包括騰訊、華為等）的所在地，可成為灣區內的科研基地，而廣東省的產業體系比較完備，製造業基礎雄厚，可成為大灣區的製造業中心。所以只要充分發揮大灣區的發展潛力，並透過優勢互補，「粵港澳大灣區」以整個國家為腹地，可進一步發展為內地經濟發展的引擎。
香港金融服務業的優勢明顯，我們作為具領導地位的國際金融中心，資本市場的實力毋容置疑，在私募基金市場方面的發展亦是亞洲區內的翹楚。展望將來，香港的金融服務業可在哪些方面推進大灣區的發展？
第一，香港擁有與世界市場緊密互動的豐富經驗及成熟的金融基建，監管制度和標準亦與西方類同，並獲得國際認可。區內計劃「走出去」的企業可先以香港作為立足點，在與西方監管接軌的情況下輸出服務，金融科技的發展就是一例。
除了完備的金融基建，香港的資本市場穩健成熟，可以為企業提供全面的投融資選擇，並可吸引環球投資者。香港可在傳統的首次公開招股或債券市場以外，積極發展和研究開發多元化的金融平台和產品，好像非上市企業股權交易平台，或是在香港市場比較掌握大灣區創新企業的資訊或業務的情況下，設立針對這些企業特點的第三板等。
要達致這些方向，首先，我認為要強化大灣區金融服務的互聯互通，開發更多的融資管道和跨境金融服務去配合區內企業的發展，而兩地政府和監管機構可制訂更多的優惠政策，進一步促進大灣區內的金融服務合作。
政策上的配合以外，這個地區若要徹底互聯互通，便要把各種有形或無形的障礙清除。一個例子就是正發展迅速的電子支付系統，長遠而言若可建立一個廣泛應用的區域性平台，便能降低香港與大灣區進行實體及電子商貿的交易成本。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像香港投資推廣署的機構，為區內企業尋找或配對合作夥伴，幫助企業解決營商難題。所以藉大灣區規劃這個契機，可進一步提升三地的合作，解決「大門開、小門不開」這個問題，建設大灣區流通經濟圈。
香港擁有頂尖的研究型大學、完善的科研設備、開放的經濟環境，是吸引大灣區和海外初創公司進駐的條件。我們在金融方面的優勢，亦可助它們大大降低融資成本，而廣東成熟的生產技術，就可為這些企業以低廉成本製作原型，並具成本效益地生產。到產品出台以後，香港更可以作為企業建立品牌或國際推廣的據地，可見香港除了協助內地企業「走出去」，亦可吸引海外公司借助香港走進內地。所以要成功推動發展「粵港澳大灣區」，我們就要摒棄單打獨鬥的心態。
（以上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4月2日在網誌發表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