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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
多謝主席。各位立法會議員，早晨。
今日是2017年我首次出席立法會會議，在這裏祝賀大家新春愉快、工作順利。我都好像李（慧琼）主席一樣，希望往後我們在立法會的工作可以做到政通人和。
在去年12月23日西九管理局和故宮博物院在北京簽訂一個就西九文化區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事宜的合作備忘錄。在12月26日，我在北京返抵香港當日在機場向傳媒表示，我會主動及很樂意地來立法會或相關的事務委員會向議員交代和解釋這個項目。
我認為今日到內會來討論是合適的，當然我知道立法會有一個由劉國勳議員擔任主席的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推行情況聯合小組的委員會。在上一屆立法會，我都是每一年會出席那個聯合小組委員會，每一次出席我都是以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出席。但我們今日來到內會，為甚麼我認為來內會比較適合呢？因為這個項目不單只有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的參與，亦有特區政府的參與。所以我今日的出席是以雙重身分，既是政務司司長，處理特區政府和中央在這個項目裏的磋商，亦同時間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
我12月23日是以管理局主席簽訂這個合作備忘錄，但正如我簽完這份備忘錄後主持的記者招待會說，當時介紹的身分都是剛才說的雙重身分，亦即是說是政務司司長和管理局主席的雙重身分。在我們公布後，最近幾天收到幾位議員的來信查詢，有分別建議一是來內會、一是去監察西九文化區計劃推行情況聯合小組委員會。我得到李慧琼主席的同意，覺得來內會是一個更加適合的場合。
我們亦就着各位議員來信的查詢，以及在社會上就香港興建故宮文化博物館發表的意見作了一些歸類，在昨日發放的文件裏作出了一個回應和交代，但我們今日出席也很樂意向大家回答有關的提問。
簡單而言，我說過在整個籌備這個項目的過程，或在爭取籌建這個項目的過程，是有理由亦有理據為甚麼要保密，在文件我們交代過了。但在簽訂了備忘錄後，我們是非常樂意、願意以一個最透明度高的方法向大家交代。所以今日我的開場白，我都是以抱着以一個很高透明度、負責任和誠懇的態度向立法會議員交代、向公眾解說。
稍後，我亦會介紹我們就着這個項目各方面工作打算進行的公眾諮詢。但我必須要強調，這個即將進行的公眾諮詢不是「補鑊」，亦不是後知後覺，是我們原本計劃的一部分。所以在12月26日我回到香港，我當時已經向傳媒說這個項目既然簽訂了備忘錄，可以進行公眾的參與工作，我們是非常樂意做，亦是計劃了要做，因為這一件是一件好事。
今日的解說可能需要多少許時間，請各位議員包容一下。因為我覺得這個清楚的解說，加上下星期開始的公眾諮詢或公眾參與的工作，是可以讓我們與社會各界共同研究怎樣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建好。
詳細交代項目的來龍去脈，好像是幾位議員的要求，我必須先講背景。第一方面，近年香港的文化創意產業和藝術的發展做得非常有成績，我對於香港的文化創意、藝術的發展亦是充滿期盼。我不能夠說得上是一個很文化的人，但這四年多以來，既擔任政務司司長管轄文化範疇，亦直接是這個這麼大型文化投資項目，即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的主席，我是深有感受。當我們說香港經濟要多元化，當我們提及要為我們的青年人提供更多優質就業，文化產業是一個非常好的出路。
所以在我介紹這個項目的投影片中，應該大家桌上都有一份，我是先談遠景，究竟我們覺得香港成為國際文化都會的遠景是怎樣，我們做了甚麼準備工作，讓我們正正向着這個文化都會的遠景逐步落實。這裏我不詳細覆述，但是有數個方面，包括硬件，即是文化建設的發展；包括軟件，亦即是香港近年舉辦了很多文化盛事。大部分這裏提及的文化盛事我都是親自參與或每一年我都有主持開幕，包括典亞藝博，或最近的水墨藝博。在產業方面，有關藝術品拍賣和藝廊的市場活動亦非常蓬勃。人才培訓亦是我們很重視的工作。在去年我們為了建立更廣泛的觀眾群，讓我們的公共博物館的長期展覽給市民免費入場。這個是今次我們工作背景的其中一條主線。
另一個主線大家應該都不會質疑，故宮的文化是博大精深。我留意到近日由於故宮這個項目的討論，有一位Mr Mark O’Neill的人士，他談及故宮的藏品是全世界最精美的中華文化藝術的藏品。他寫了這本書於2015年底出版的，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看看。而今日的故宮博物院亦是全世界最多訪客的博物館，一年接待的訪客是超過1,500萬人次，亦是全世界最受歡迎的大型博物館之一。正如Mr Mark O’Neill講，各地的博物館對故宮博物院的藏品趨之若騖，都希望向故宮博物院可以商借一些藏品展出。在這方面，於「一國兩制」之下，香港是得天獨厚。我們自從2012年與故宮博物院簽訂了一個合作協議後，差不多每一年都有一個大展。在這方面，今日民政事務局的常任秘書長馮太，她便是當年簽這個2012年與故宮的合作協議，她當年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署長。故宮博物院單霽翔院長曾經說過，香港展出的故宮藏品其實不少是在故宮的倉庫中選出來的，他自己都是要來到香港，因為有這一個展覽，他才是首次看過這一個藏品。原因是故宮的藏品是大量的，據最近的清點是有180萬件，而能夠展出的只是佔這180萬件珍藏中少於1%。更加重要的是單院長在經過這四年和我們的合作，他是高度讚賞、表揚香港博物館的策展手法和展品的陳列，以至到一些教育配套的工作，所以他在這方面是非常之樂意，亦很主動和我們探討更加多的合作空間。
究竟故宮的文物在香港有多受歡迎？我們特別在文件裏製作了一個附件，向大家交代在過去幾次展覽的人流和市民反應，而這幾次大型的展覽都是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我們部分的經費。換句話說，香港特區政府透過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故宮博物院和香港賽馬會可以說是在推動故宮文化方面已經有了非常好的合作基礎，這個是這次項目背景的第二條主線。
第三方面就是香港長期因為和國際接軌得比較好，是可以發揮到一個讓故宮和國際機構合作的平台這角色。例如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一直為故宮和國際文物修護學會擔當一個聯繫角色，協助他們設立一個國際文物修護學會故宮培訓中心。這個培訓中心設在故宮，已經舉辦了兩屆的文物修護專家培訓，香港的同事在每一屆都是有參加。所以這給了我有很深的感受，當行政長官時常提出「超級聯繫人」這個角色，其實香港在「超級聯繫人」這個角色不單止局限在貿易和投資，亦是在文化方面可以發揮這個「聯繫人」的角色。而在香港建立一個博物館，能夠長期展出故宮文物這個構想，正正是在當香港扮演這個「聯繫人」的時候出現，正如我就時序方面曾經交代過，今日亦可詳細再講那個過程和時序。
這個構想－－在香港建立一個故宮文化博物館，始於2015年9月。2015年9月發生了甚麼事？就是當時我應故宮博物院單霽翔院長的邀請出席我剛才說的國際文物修護學會在故宮成立培訓中心的揭牌儀式，就是那時候開始的。我剛才說，其實是有三條主線已經在這數年出現了、正在發展。當時與單院長的閒談之間，單院長高度表揚香港的策展方法，他亦知道我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他問我其實西九還有沒有地方可以建一個展館去長期展出故宮文物。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主意，但當時真的有點妙想天開，想如何可以在香港建立一個故宮文化博物館，用香港的方法去展示故宮的文物？但是無論如何，以我一貫希望為香港做事的性格，我回來香港，與一個很小、很核心的同事小組，不外乎都是一個手掌數目、幾位同事去探討。要在香港設立一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要解決幾方面問題，第一，是土地問題；第二是資金問題；第三是政策問題。政策問題包括故宮文物出境這個如此大的問題。
在選址方面，當然落戶在西九文化區，現在好像有人認為這個本身都是或有爭議性須諮詢，但是其實大家想想，這是最順理成章的。西九文化區的願景就是成立一個國際文化樞紐，在法例上亦要求我們能夠利用西九文化區加強香港和國際以及中國文化的互動與合作；而在土地方面，我們亦能騰出這塊土地，可以說建設這個故宮文化博物館，沒有替代到任何一個原本要建造、亦是西九文化區董事局認為繼續要建造的文化設施。當然，現在有人將它與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在去年決定了不再去建設這個大型表演場地掛勾，但是稍後我會請栢志高先生解釋究竟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就着這個大型表演場地，或簡單我們稱為MPV的考慮過程，但是從時序來看，西九文化區董事局在處理這個MPV的檢討是早於我們構想這個故宮博物館。所以不是說因為要釋出一塊土地來建這個故宮文化博物館，而沒有理據地趕走了這個大型表演場地，這個我必須作一個澄清。
在今日大家枱上這份文件，我們特別詳細交代了有關這個MPV檢討的流程，在這裏我不再表述。但如果從經核准發展的規劃，大家在附件的圖上可以看到，我們保留了其他有關的展覽中心，甚至是酒店，在那裏現時叫做展覽區的，都是保留了下來。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的副主席夏佳理先生，他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轄下的發展委員會主席，他亦可以就這一點作補充。所以在土地和選址方面，這個問題是比較早期能夠解決得到。
第二個問題，就是資金問題。大家都知道，西九文化區這個項目面對着一個財政困難。我過去三年出席另外那個推行西九文化區情況聯合小組委員會都多次說，還有一個財政問題需要解決。所以在西九文化區建設本來的三批項目都出現財政困難的時候，如果我們只是說我想興建多一個，那我必須要回答的問題就是資金從何而來？如果這個問題未能夠解決或處理得到，以甚麼基礎向市民探討要在西九文化區多建設一個核心的文化設施？
我亦知道如果純粹加重了在西九文化區已經面對的財政壓力，亦未必是一個本會議員或公眾輕易可以接受到的方案，所以就尋求另外的資金來處理。我在這裏很清晰地說，因為我知道很多文化藝術的人士在聽着我講關於我們怎樣可以落實第三批次的項目，特別是一個音樂中心(Music Centre) 。我在這裏說，如果我能夠可以找到一個財務安排，可以有額外資金，我一定會先建設這個在文化界都期待以久的第三批次裏的音樂中心。所以如果要去建一個博物館必須要尋求另外的財務安排。
正如大家記得，我已經說過，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多年來按着他們支持文化發展的策略，是很支持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做的文化藝術展覽。每一個大型故宮文化展覽都是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贊助不單只是展覽，亦有相關的教育工作。而且我亦記得在香港回歸祖國十周年之際，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作了一個額外的捐贈。我強調這個是額外的捐贈，是不影響馬會定期的慈善事業。如果我沒有記錯，當時與特區政府商討十周年香港賽馬會的捐贈應該是夏佳理先生－－作為當時的香港賽馬會主席。那個項目大家應該記得的，就是活化保育中區警署群，當時的捐贈是18億元。
所以我在第一時間與馬會主席和馬會行政總裁來探討，為了慶祝香港回歸20周年，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是否樂意再做一個額外的捐贈。這個初步接觸第一次是在2015年12月。我為甚麼要講這些日子？因為在這個過程裏是一環扣一環。如果那個資金和土地未能夠安排，特區政府怎樣可以向中央作出一個建議呢？「你甚麼都不知，又找不到土地、又找不到金錢，你便與我說希望能夠借出故宮的文物去香港展覽？」這個是不可能發生的，這個亦是為甚麼我們制定的政策、作的建議是要有基礎。同樣地作公眾諮詢，亦要有一定的基礎，這些諮詢才是有意義的。
馬會主席給我的反應是正面及積極的。但這不等如馬會主席本身可以承諾這個這麼龐大的額外捐贈。馬會慈善信託基金都有一個審批過程，這個審批過程都要蘊釀，不能夠說特區政府想做，馬會一定會全面配合。因為大家都要講程序，所以馬會在批撥這個額外捐贈時候都有一個審批程序，所以是2015年12月首次接觸，到2016年10月馬會的董事局同意批撥35億元的額外捐贈來建設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由2015年12月到馬會2016年10月「拍板」，當然中間我亦多次與馬會的主席、總裁和整個馬會的董事局成員接觸及講解，亦讓他們更加了解故宮文化的重要性，安排故宮博物院單霽翔院長向馬會的董事作了一個故宮文化的演講。
有了土地的安排及資金的同意，我們需要向中央提出建議。向中央提出建議首次在2015年12月18日，我們以一個書面意見向中央陳述，在香港建設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好處，而當時我們當然說故宮的文化很受香港人的歡迎，有了這個額外的博物館可以豐富西九文化區，可以令香港成為國際文化大都會的願景更加更進一步。但我們都有提到我們過往數年和故宮的合作，是反映出用香港的手法去反映或介紹故宮的文化，亦是一種很創新的做法，亦當然提到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暗示希望中央因為有個大日子為我們做了這件大的好事。但是這個不是一個簡單的同意「送禮」，因為要安排故宮珍貴的文物出境，長期在另一個博物館展示是要有政策上的配合，這個便是文物出境的安排。今日的故宮文物借出境外，無論由數量到展期，到一級文物佔出口或出境的文物數量比例都有限制，都有限制。要長期借出超過900件故宮的文物，而大部分是一級的文物，是有很大的難度，是必須要得到中央有關的部委，包括國家文化部、國家文物局和故宮博物院一起磋商、同意，才可做到。
所以由此可以見到，我希望議員亦能夠理解，在整個希望建設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過程裏涉及的探討、磋商的工作，無論探討和磋商的對象是香港賽馬會，還是中央有關的部委，都必須在保密之下進行，不能夠在公開說很多，然後就以通俗的說法，就是把這些持份者「擺上枱」：即「我在香港諮詢了，大家亦很喜歡，請你改變你的文物出境的政策來遷就我們去做這件事。」我希望大家理性地去看這一件事，亦明白不應該這樣做，而是必須要在保密之下進行，然後到適當的時候公布。而今次公布的形式就是雙方簽訂了一個合作備忘錄。
這個的保密程度不單只是公眾，在政府的內部知道正做這個項目的可能都只是很少很少的人，甚至我的私人辦公室裏的政務助理，即是AA，和我的新聞秘書都不知道這一件事。
（回應梁國雄議員打斷司長的發言）我以為對我的要求是來到這裏講出來龍去脈，亦是要全面交代，所以我正在努力做這工作。我剛才說的內容當然部分在文件裏，但我要很詳細地去和大家介紹過程是怎樣的，不過我很快說完。
我明白在這個過程裏，我是擔當雙重身分，我剛才說很多與中央的磋商、馬會的磋商，是以政務司司長的身分，但同時我亦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席。我亦都有關注，我能否一個人，作為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的主席，就完全代西九文化區董事局管理區董事局的法定機構的功能，而不去和董事局的成員磋商這一件事？當然不可以，因為他們都是持份者。所以我在去年由大概5月開始，亦在保密的情況下徵詢了西九管理局的資深成員，包括今日在座的夏佳理先生，因為夏佳理先生既是資深亦是董事局的副主席，包括長期都是特別關注在西九文化區裏有關博物館事宜的羅仲榮先生，亦包括盛智文先生。不過早期我沒有說盛智文先生，因為他現在已經從西九文化區董事局退下來，但是他是非常支持這個項目，亦樂意讓我與大家交代他一早知道這個項目，三位獲我諮詢的資深議員都非常支持這個項目的。
從我做了許多這些的探討，亦了解到香港市民對於故宮文化的歡迎和嚮往，得出的結論就是如果能夠在香港建立一個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是一件好事。在12月23日之後，大體上社會的反應都是非常正面、非常積極，亦認為這是一件好事。但是這件大好事，如果不是在我剛才稍為詳細交代了的保密程序去進行，恐怕難以成事。這個希望大家理解。
現在我們已經簽了備忘錄，亦將這件事在公眾發表，其實是須要推動建館工作，必須要有高度的公眾參與，或聽公眾的意見。所以在未來的諮詢工作，我們在文件亦交代了，有四個方面。
第一就是建築物的設計，這個希望大家都欣賞。有些人擔心我們是否建一個明清時代的建築物在西九文化區而格格不入？這肯定不是。當日12月23日我介紹的時候，我都是請建築師告訴我，究竟他的建築概念是怎樣，所以有一段文字是嚴迅奇建築師說的。他會用一個現代建築手法去體現中國傳統藝術，以及很重視這個建築物的位置，因為它是在維港海邊，亦有一個非常好的景觀和視野。
第二個我們很樂意聽社會的意見，就是博物館的營運。因為大家留意到我們在簽了備忘錄之後，備忘錄裏說我們在六個月之內要與故宮簽訂一個合作協議，在那裏要交代更加多營運細節。
第三就是展覽的重點。因為在博物館裏除了有常設的展廳，亦有一些主題的展廳，亦有一些特別希望鼓勵香港私人藏家能夠捐贈或借出來的展品。故宮的180萬件展品真是要分門別類是很多的，所以大家究竟想看甚麼類型的文物，都是一個可以探討的範圍。
第四就是教育的工作，因為故宮近年在用故宮的文化進行學生的教育工作亦做得非常之出色。我看過教材，亦設計得非常精美。諮詢工作會在1月9日進行。
最後我想說，我們是否有顧及到在《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條例》第19條，有關公眾諮詢這個問題。近日很多人提到第19條的諮詢，都是忘記將整段文字去讀出來。其實在我們的文件中，我們有說第19條的諮詢是給予西九管理局有一定的靈活性去做諮詢工作，包括是在甚麼時間和用甚麼方式的諮詢，都是可以由董事局去考慮及認為適合地去做。在這方面，我想特別讀出一段當日在立法會2008年7月3日，應該是當這條條例恢復二讀的時候，當時的民政事務局局長是這樣說：「有議員提議建議要修正第17條（當時草案的第17條即是今天條例的第19條），規定西九管理局須定期及廣泛諮詢公眾，並明文規定諮詢的方法。我想指出西九文化區的發展和營運牽涉廣泛事宜，除包括興建和營運藝術文化設施外，也包括規劃和營運商業設施、公眾休憩用地和其他社區設施。諮詢公眾的事宜所涉及的持份者也會視乎需要而有所不同。如果在法例內訂明西九管理局須遵從特定的公眾諮詢方法，不但不能適用於所有情況，也不能滿足所有持份者的要求，這是一種不合適的做法。相反，條例草案第17條（即是今天的第19條）賦予西九管理局彈性，在不同的時候，以最合乎情況需要的方式諮詢公眾，這更為合適。」
我剛才的表述已經點出了在今次這件事件或這個項目裏的持份者，亦需要我們在一個保密情況之下進行這個工作。最後我想說，誠如長期關心香港文化藝術發展的胡恩威先生所說，我引述：「要諮詢和研究的是如何把香港故宮文化館建好；如何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變得深入民心令香港變成一個更愛文化藝術的社會。」我希望這個都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主席，我和董事局的成員和我的同事樂意回答大家的提問。多謝主席。
(以上是政務司司長兼西九管理局董事局主席林鄭月娥1月6日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就西九文化區興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開場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