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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上星期日，人大常委決定從2017年開始，行政長官可以由普選產生。市民即時的反應有很大的差異，有人認為人大常委的決定是「落閘」，有人覺得是「開閘」；有人希望方案通過，有人堅持否決方案。每一位市民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追求普選的步伐不一、執着理想的程度不同，對人大常委的決定有不同的反應，無可厚非。
但是作為一個群體，我們必須共同決定是否要在政制發展的路上向前邁步、還是原地踏步。除了考慮自己個人的信念，我們也須顧及其他個體的想法和意願。群體內對政改方案有不同的意見，我們不應只靠「鬥人多」，更不能「鬥大聲」、「鬥大力」，而是應該顧及彼此的關注，凝聚最大的共識。
我認為其中一個思考角度是考慮對方有否替代方法：如果方案得到通過，傾向否決方案的朋友，有沒有其他方法表達對制度的不滿和不信任呢？另一方面，如果方案被否決，傾向通過方案的朋友，有沒有其他方法彌補失去的投票權呢？如果我們願意顧及群體內其他個體的得失，相信不難找到共識。
在我個人而言，我希望政改方案得到通過。我認為如果500萬合資格選民能夠以一人一票的方式普選特首，候選人必然要直接向全港市民問責。相對現時選舉委員會的選舉辦法，普選方案肯定是一大進步，不是「雞肋」。有朋友認為接受方案會令到當選人得到「假授權」，他們似乎「信不過」數以百萬計的香港市民的選擇。
我擔心喪失今次機會，五年後，香港將要重複今天的爭論，很大可能同樣未能取得共識，重複今天原地踏步的結果。把握今次機會，五年後，即使選舉制度沒有改變，市民仍可以從第一次普選特首的經驗學習，思考如何在下一次選舉產生更切合自己意願的行政長官。
有市民透過電郵問我，面對當下的局面，如何實踐我在上星期網誌中提及「解放思想」的第一步，即是不要被固有的思考模式束縛，要尋找解決問題的新角度。坦白説，我目前還未看見明顯可行的出路。
容許我在這裡分享一個「解放思想」的故事，希望為大家帶來一些啟發，集思廣益。
1912年，美國總統選戰到了最後的關鍵時刻，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競選團隊印製了300萬份宣傳單張。在團隊派發單張前，工作人員發現單張封面羅斯福相片的版權屬於獨立攝影師Moffett。由於時間緊迫，團隊趕不及重印300萬份單張。如果沒有得到Moffett同意而使用該照片，團隊將面對高達300萬美元的罰款。在100年前的美國，這是天文數字。Moffett當時正面對財政困難，即使與他洽購使用權，他也肯定會索取天價。
工作人員無計可施，向競選經理George Perkins報告。Perkins向Moffett發電報：「我們打算派發300萬張以羅斯福相片為封面的單張，對相關的攝影師有很大的宣傳作用。如果我們選用你的作品，你願意付我們多少錢？請即回覆。」Moffett很快回答：「我們願意付250美元。」Perkins也即時接受，成功化解這場危機。
這是我哈佛甘迺迪學院攻讀公共行政碩士時期，在談判課上討論過的一個經典案例。我記得當年在課堂上，有同學為Perkins這個「妙計」喝采，也有同學認為Perkins欺騙Moffett，令Moffett損失了「賺大錢」的機會。但細心想想，如果競選團隊沒有犯錯，事先處理好版權問題，Moffett根本沒有這個「賺大錢」的機會。
我認為Perkins成功化解危機，因為他看到在選舉單張上用Moffett 的作品，對Moffett也有好處。這個「雙贏」的本質其實非常明顯，但其他工作人員可能因為急於彌補團隊的錯失，忽略了這一點。很多時候，我們會不自覺地被「零和遊戲」思維束縛，忘記尋找「做大個餅」的機會。要在「零和遊戲」中爭取較大的份額，當然會是困難重重。如果我們換個角度分析問題，有機會找到大家都得益的「雙贏」辨法。
政制發展關乎全港市民的福祉，當然是頭等大事，但我們也不能把所有精力放在政制爭拗上。我和同事會繼續緊守崗位，推動各項經濟民生工作。例如過去這個星期，當大家的焦點集中在政改上，金管局的同事正奔波於中東、東南亞、倫敦和紐約，為我們首次發行伊斯蘭債券舉行路演。話說回來，伊斯蘭債券的出現也可以說是「解放思想」的成果，以後有機會再和大家談談。
（以上是財政司司長曾俊華9月7日在其網誌發表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