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英年：香港轉型挑戰大 社會應自強不息

轉型求變  彷如置身「壓力煲」

     他指出，隨著內地改革開放，香港面對經濟轉型，過往由製造業轉變為以服務業為主，過程中很多人要重新學習，適應轉變。但轉眼服務業也要順應全球化和內地的進步而提升，走向高增值和創新。這種變化令港人要面對新一輪的轉型壓力，要不斷創新求變、增值學習，以求加強競爭力。

     內地改革開放固然為香港帶來很多商機，但唐英年認為，同時亦令勞動人口承受壓力，「就像置身在一個壓力煲。」而內地變革勢將持續，「不少香港人產生困惑，擔心被邊緣化，擔心落後於國家發展，擔心被廣東、珠三角、廣州及深圳追上。」

     在政治上，香港也面對一個轉型，回歸前的1991年，當時的立法局首次有直選議員出現。他說：「近20年間，香港整個政治生態出現巨大的變化。在民主化進程中，香港人適應得很快，學習到民主政制下享有的權益及所帶來的責任感。」

     他認為，不少港人都希望民主步伐能走快一點，但香港是一個多元社會，在民主路程上不會一帆風順，難免會有挫折和挑戰，2005年政改方案被否決便是一個例子。

     處於這種歷史性的轉型期中，他明白社會上容易產生一股低氣壓，部分市民會感到困惑，甚至產生不滿情緒。他呼籲「大家共同探討，共同努力，走出這種局面。」

調整管治思維  加大政府角色

     唐英年認為，面對這些轉變，政府無可避免地要同步調整管治思維和角色。

    「政府必須發揮幾個基本功能：一是基本價值的捍衞者，堅守及維護大家普遍認同的核心價值：人權、法治、自由、民主、廉潔，要清楚看到這些價值和原則是保持香港發展的基石。」

    「二是妥善分配社會資源和調和社會矛盾。在這個過程中，政府要讓公眾看到我們是公開、公平、公道、公正的。政府還要適當地發揮引導作用，引領社會去討論、營造共識。」

     唐年英說，在轉型的過程中，市民自然會對政府產生更高的期望。「這種期望，不單要求我們在經濟上做大個餅，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同時有更強的聲音要求我們改變發展模式，不能光看GDP增長，而是在社會、民生、環境、保育等各方面追求均衡發展。」

     但他指出，過程中將無可避免會觸及社會資源分配甚至不同利益的對立，而政府作為引導者，要平衡各方利益，讓市民可參與政策制訂過程，並帶領、引導群眾營造共識並努力推行，因此政府的角色將會愈來愈大。

政商攜手  扶助弱勢社群

     對於貧富懸殊的問題，唐英年表示，通過發展經濟創造就業是重要的途徑，但同時在經濟成果的分配和協助弱勢社群方面也要下工夫。他以最低工資為例，就是要令打工仔有更合理的收入。而當日由他擔任主席的前扶貧委員會，就是以助人自助的宗旨及精神協助弱勢社群，像委員會建議並已實施的跨區交通津貼和兒童發展基金，目的就是在受助者起步時，扶他們一把，為他們提供機會走向自助。

     唐英年認為，要建構一個關愛的社會，不應單靠政府，社會各界都可以出一分力。

    「政府對弱勢社群要有承擔，但資源畢竟有限。事實上，社會上有很多有心人，其中不少來自商界，出錢出力，以不同的方式協助有需要的人。無論是財政上還是人力上，這都是非常龐大的資源，很值得我們去思考如何更好地運用這方面的資源，發揮最大的效益。」

    「這不單是助人那麼簡單，而是通過更好地結合民間、商界和政府的力量，令社會產生凝聚力，向共同的目標，不論背景、不分彼此地去做一件事。」

自強不息  以整體利益出發

     唐英年強調，與此同時，港人要有自強不息的精神，保持旺盛的鬥志。「2003年我出任財政司司長那一年，社會面對沙士後經濟低迷，失業率高達8.6％，有人問我，為何有信心接任財政司司長一職呢？我當時的答覆是，我對香港人有信心，這個信心是來自香港人多年來自強不息的精神。」

     但他補充，純粹靠信心並不足夠，還要終身學習，自我增值，要有與時俱進的心理準備，香港是個已發展的經濟體系，愈來愈規範，要有突破性的發展，必須靠高增值和創意。

     被問到近期政府處理一些涉及社會民生事務時遇到不少阻力，唐英年表示，隨著社會進步，市民勇於表達訴求，這是很正常的。「像我們處理骨灰龕、堆填區等問題，大家都不希望這些設施在自己附近。但政府有責任從整體看問題，多數人的利益應該高於小眾的利益，當然也應該妥善處理和解決受影響人士的關注，盡量爭取他們的理解。」

    「社會上有不同意見正常不過，要互相尊重、講求妥協。我們能通過2012年的政改方案，其中一個重大的意義，在於各方面在處理矛盾時都趨向成熟，以求同存異之心解決分歧。」